为什么在中国的考古界很多残损的佛像都能保留下来，其原因还是归结为中国文化内部对艺术品全然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佛像造像并不是一种造型和视觉上的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富有生命力的。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庄严佛像定做厂商带大家走进我们的佛像不仅是注重外星塑造，更是一种神的化身存在，固然是残损的佛像不可丢弃的。
    与许多宗教一样，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兴起于北印度时，并不绘制或雕刻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印度河中游犍陀罗（Gandhāra）地区。这一地区在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东征以后，受到希腊文化中雕造人像传统的深刻影响，佛教因此融入新的文化元素，开启了造像的传统。传入中国的佛教被称作“像教”，佛像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这些外来的形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神明观念和对彼岸世界的理解。
    佛和菩萨的形象，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雕塑”，换言之，这些造像根本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制作的。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禅学中，佛教徒修行离不开“观像”，而观像即观佛。信徒先是由眼睛“粗见”一尊佛像，最后打开“心眼”，在心中呈现出真正的佛。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和默想交替进行，造像实际上是信徒的精神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引导物。但这一引导物往往与真实的神明合而为一，在很多佛教故事中，佛或菩萨自身的力量即显现于造像中。
    敦煌唐代323窟的壁画描绘了“石佛浮江”，“金像出渚”两个传说。前者画的是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两尊石佛像浮至吴淞江口。渔人以为是海神，便请来道教徒祷祝，但风浪弥盛。而当一些佛教徒前来迎接时，则风平浪静，石像浮江而至。后者描绘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丹阳地方官高悝于桥下获一金像，上面的铭文说该像为印度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有的文献说是阿育王为其四女所造）。当佛像被载至长干巷口，拉车的牛停止不前。高悝便在此建造长干寺。不久，一位渔人发现金像失落的莲花座漂浮在海面上，一位采珠人又在海底发现了金像失落的背光。这些残块被捐赠给寺院，皆与金像十分吻合。
    根据唐人道宣所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其他文献，高僧刘萨诃在北魏太延元年（435年）路经凉州西北番禾县御谷山时，预言一尊“瑞像”将会出现于山崖间：“灵相具者则世乐时平，如其有缺则世乱人苦。”87年后，即北魏正光元年（520年），这尊巨大的佛像从山岩间挺立而出。但时值天下大乱，佛像有身无首。石工几次雕镌修补，又每次都坠落。北周立国之初，佛头在凉州城东出现。但北周仍不太平，因此佛头又频频坠落。直至隋统一中国后，弘扬佛法，佛像才身首合一。这个故事见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现存大英博物馆的一幅8世纪的绢画上。
    造像是神明的化身，有着自身的生命。基于这类观念，佛像的破坏，也令信徒们联想到佛陀的涅槃。在早期印度流行的佛陀生平故事中，释迦牟尼亲身作证，以显示表相的虚无。他的身体在寂灭七天之后被荼毗（火化）。火焰熄灭之后，留下部分骨头、牙齿以及许多坚硬的结晶体，这些遗物即所谓的“舍利”（Marīra），而佛陀由此获得超越生死、众苦永寂的永恒。佛陀在入灭之前宣称，如果信徒们供奉舍利，将为他们带来功德，保佑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地区的信徒争夺到这些舍利后，纷纷起塔供养。庄严佛像定做就找福建诚美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据说一部分舍利传入中国，如公元248年粟特僧人康僧会（？~280年）就将舍利带到了孙吴的首都建业（今南京）。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年）从印度回到长安时，除携带大量经书、佛像，还有“舍利百余粒”。但是，舍利的数量远不能满足信众的需要，因此舍利的概念便逐步扩大。除了骨舍利、发舍利和肉舍利这类所谓的“生身舍利”，经卷也被看作“法身舍利”，“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各地佛塔地宫所出土者，多见玻璃珠、钱币、香料等等，是所谓的“众宝”。有多位学者敏锐地指出，在山东发现的几处窖藏中，破碎的造像也被看作舍利。
1984年，距离青州不远的临朐县上寺院村沂山明道寺地宫发现一批残损的造像，包括北朝到宋代佛像碎块1200余件。据地宫出土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载，来自外地的僧人觉融、守宗游至此地，“目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舍衣建塔”。这句话可能意指残损佛像感应生舍利。这种感应之说虽未必是事实，但却反映了当时僧人们可能也将残造像也看作“法身舍利”之类。他们将地宫中保存有这些残损造像的佛塔径称作“舍利塔”，便是一个直接的证据。明道寺地宫出土的造像残块排列有序，上层为中小型佛像的躯干、下肢、胸部、头像等；中层和底层是较大的造像的躯干、佛头、背屏式碎块等；佛头一般面向下，绕墙根摆放。《壁记》还记载，附近寺院僧人参加了当时的起塔典礼，其中就包括青州龙兴寺的僧人。
    2003年，济南老城县西巷开元寺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佛塔地宫遗址附近发现两处造像埋藏坑，出土八十多件破碎的北朝至宋代造像。其中长方形的H40埋藏坑距离地宫仅0.4米，显然是有意识地选择的地点。该坑南北长4.4米，东西宽3.6米，南部正中设有带台阶的入口，中部有边长2.4米的夯筑方台，造像残件环绕四周，大部分面向方台。这种排列有序的现象，说明当时举行过一定的仪式。
    破坏造像不仅是对于一种眩人耳目的形象的攻击，也意味着对于其宗教力量的毁灭。在其对立面，佛教徒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对这场灾难加以补救和转化。在他们看来，既然佛像是佛陀的化身，那么其残破便意味着佛陀化为千万。一场劫难犹如一场烈火，火焰熄灭后，千百块碎片依然坚硬，如同舍利一样，依然充满着“灵力”。
它们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而且是一种圣物。修复造像的人们，不仅试图恢复形象的完整性，也在努力维护其内在的神圣性。对于那些过于破损而无法再次修补的造像，人们则将其碎片悉心加以保存、聚合，并择时郑重地加以瘗埋。这些碎片如同神明的须、发、爪，仍可引导人们想象和追忆其整体；至于那些完全看不出任何形象的碎片，也不可随意丢弃，因为它们曾是圣像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能幻想，像长干寺造像和凉州瑞像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当某种机缘到来时，那些失落的莲花座、背光、佛头会重新聚合在一起。聚合，意味着他们和它们重新拥有力量，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佛像修复可找福建诚美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玻璃钢佛像、寺庙佛像制作、生漆脱胎佛像及庄严佛像定做的佛像生产厂家。
    这类观念和做法，与中古时期在造像中安置舍利的传统相一致，后者目的是为造像灌注灵力。僧人的骨灰也常常被收集起来用于造像，如唐长安城就出土过许多“善业像”，是僧人圆寂后以骨灰和泥而范作的佛像。常见的一些泥塑灰身像和漆布真身像，如广东韶关南华寺六祖慧能漆布真身像，实际上就是一尊腹腔中藏有烧骨的泥塑像。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维修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一尊宋代彩塑的罗汉像时，在其体内发现了一副完整的丝质“内脏”，这是另一种为造像注入灵力的方式。这些做法，超越了只注重外在造型的“雕塑”概念，那些不可见的内部空间，同样得到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