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由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四年（907），此间佛教大致经历了太宗、武则天、玄宗三代兴佛的高度发展，也有高祖抑佛及吴总毁佛的打击，虽几度受挫，总体来看发展之盛要超过隋代。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等宗派均成于唐，佛教艺术也由此创造出自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高峰。

 

    佛教一旦为统治者所推崇，经高速发展就会形成令当权者畏惧的强大社会力量，对佛教的限制和打击之举也就随之而来，北魏武帝、北周武帝灭佛都是如此。隋末弥勒信徒袭击端门事件及陕西凤翔、河北唐县的武装起义，是借弥勒出世之名而起。

 

    唐初，统治者正是看到了佛教壮大之威胁，加之天下大定，道教的“无为”更适宜国家的休养生息，再则唐王朝统治者与道教始主李耳同姓，道教也更有利于新政权尊贵身份的显现。唐高祖遂承袭隋炀帝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太史令傅奕于高祖武德年间，几度上表斥佛，请求罢除佛教，促成高祖下令沙汰佛教，后因皇子争位之故而未得实行，但佛、道、儒三教的轻重秩序，高祖在武德八年（625）就有诏叙：“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就此形成，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仍基本维持这一局面。但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对佛教的发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推动作用。

 

   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初唐以来的佛教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李世民重新解释了对佛道二教的看法：“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无疑已对佛教用于治国的地位，作了无上的提升，太宗还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并以菩萨戒弟子自居，皈依三宝，施财斋供。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首次将汉地佛像、佛经传入藏地。贞观十九年，于印度求法的高僧玄奘载誉回到长安，深为太宗赏识，为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促成法相宗的建立。太宗时期有寺3716所，所度僧尼18500余人。

 

   太宗之后几任皇帝仍延续了对佛教扶持利用的政策，而将唐佛教发展推向又一高度的是武则天，自继位之时就明确了其崇佛抑道的方针：“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并改变了太宗以来译场基本由玄奘一家把持的局面，于阗实叉难陀、提云般若、印度地婆诃罗、菩提流支及汉地义净等高僧相继进入译场，佛教各宗学说得以全面发展，唐代佛教也由此达到极盛，其中华严宗倍受武则天的扶持，华严宗的创立者法藏，深得华严要领，在唐睿宗时就为皇帝门师，据说在为武后讲解《华严经》“华藏世界品”时，大地震动，武则天下赦褒奖。由于《华严经》倡导“法界缘起”理论，认为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现象与现象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均圆融无碍，这种“圆融无碍”可用于对人生，宇宙的观察，也是认识的最高境界，这一学说对于拥有吸纳四方万物气概的盛唐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武则天以后，唐初对佛教的发展予以较大支持的还有玄宗皇帝，玄宗虽崇信道教，并对武则天时期举佛抑道之策加以调整，一度对佛教给予限制，却并未阻断隋唐以来形成诸多宗派的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密宗在开元年间兴建，与玄宗的支持有关。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显宗依据的是释迦牟尼（应身佛）佛述各种经典，密宗则依据毗卢遮那佛（法身佛）所传大法。所谓密宗，也称密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后期的产物，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及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体，以强调咒术、礼仪、俗信为其特征，通过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观佛尊（意密）三密相应而达到“即身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