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丝路古道，在早期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确起过积极的作用，时间主要在东汉至北魏早期。此后，在南北朝大部分时间内，西域线传入势头减弱，转而出现逆向的，由东向西的播动轨迹。从中土大环境龛，造像传播呈现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包括西北）辐射和渗透的状态，这一现象与域外传入路径的改变有关。5世纪中期，西域传入线，已渐趋为南方海路传入线所取代。

 

   佛教艺术由印度传入之初，似有南北不同的传入途径，长江流域出土于3世纪前后的大量佛教遗迹，昭示了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分别存在北方丝绸之路古道及南方长江流域，由西向东两支系脉，而非单一的北方线路。同期，北方多吸收了贵霜犍陀罗风格，南方则多受贵霜秣菟罗风格影响。

 

   笈多王朝（320—600）时期，犍陀罗地区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石雕作品锐减，泥塑激增。造像风格越来越多为笈多式同化，造像亦多作螺发，薄衣贴体的佛像大量出现，贵霜时期的素面背光上增添了华丽的笈多式装饰纹样。随着贵霜犍陀罗造像在印度的式微，影响中国北方十六国时期（4世纪初—420）的主要为笈多风格。由河西、关陇等早期造像注重对人体的刻画，可以看到这类风格产生的影响，在对衣纹的线刻处理方式上，还渗有贵霜时期秣菟罗造像遗风。北方对笈多风格还未进行全面的吸收，就因太武帝灭法  （446—452）受到扼制，其后，虽有文成帝复法，佛教造像得以复兴，其风格仍归凉州一脉，至孝文帝改制（486—495），西来影响就此停滞。

 

    东汉支西晋在长江流域出土的摇钱树、铜镜、魂瓶上已有佛像造型。东晋，长江流域造像多不见实物留存，由记载可知汉至西晋流行于民间的墓室造像，已为金铜造像所取代。

 

   东晋南方除大规模流行小型金铜造像外，规模较大的佛教壁画也已出现。著名宗教画人有王廙 、顾恺之、陆探微，还有佛教造像大家戴逵、戴顒父子。南方在东晋时期，造像传入已自有渠道，而无须经西域传入。晋义熙初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特异，制作精美，置建康瓦官寺。东晋僧人法显于师子国返回，其随船带有大量经像。这些多由海路进行的佛教交往，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

 

  由上述可得出：a.东晋南方佛教造像已脱出早期对摇钱树、铜镜、魂瓶等实用器物的依附，出现金铜佛、佛教壁画及大型圆雕造像，受人供奉、瞻仰。b.外来造像样式在南方受到排斥，被讥为“胡夷村陋”，不令人生敬，急待本土化。戴逵父子正是这一变革的执行者和完成者，循相同的发展轨迹，北方正在吸收笈多时期秣菟罗风格，南方却已在进行着外来造像的本土化变革，出现了“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d.传播路线方面，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造像风格传承，仍遵循由西向东传播轨迹，南方可经由海路与域外交往。

 

南北朝的时间跨度为公元420年至589年，此间在当时印度西北发生的变故值得关注，并对我国北方佛教的传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